这种“定向养才”方式渐渐地被其他商贾借鉴，越来越多非会员商贾也向共济学堂投入助学金，要求共济学堂为他们培育“定向养才契约生”。
随着共济学堂在各府州县的建立，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商贾也纷纷开建定向养才学堂，越来越多的贫穷子弟和平户子弟得以入学读书。及后，官府也开始兴建专门的机械技术学堂，招收普通平民子弟入学，学成后分遣至冶炼场、造船场、农机场、工械场等等。
随着这些契约学子进入到各种技作行当，推动了冶炼术、造船术、航海术、印刷术、农耕机械、工坊机械等各类技术的发展。
而眼下正因章舜举这番话且作沉吟的官员们，并未意识到共济学堂“教之非仕而以技”的做法将带来大宋的“技校文教”，并因之带来了一个浩荡的技术革新时代。
此时此刻，这些官员们却在为读书人学成后从事贱业而皱眉。
叶梦得瞟了眼宋藻，没有说话。
尽管他心里有想法，但文教属礼部管辖，他不愿多作置喙，而且他也不想贸然开罪学堂幕后的主事者——在户部商令商策的推行上，他还有诸多需借助名可秀的地方。
朱震说了句：“教以非仕，这话倒是有理。读书人嘛，不能都求利禄。”
这话实际上是隐隐指责学堂“教以技，从鄙事”的做法。
何涣则是直言责斥，“学校当以养贤弘道为旨，士人当以耕读为本，岂可以持贱业为道？”
时下士人皆以贱业为耻，不务贱业是读书人通行的想法。
章舜举依然一副谦和神态，说道：“事农当然好，但有田者少，无田者多，而坊郭贫户更无寸亩。安身立命，如奈何？就算圣人，也有贫贱从鄙事之时。”
他说的是孔子。
孔子的出身并不富贵，他是鲁国孔氏贵族和一名平民女子野合所生的私生子。在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，性很开放，一男一女瞧顺眼了野合是很寻常的事，女子未婚而孕也不为时人所耻，有母而无父的私生子很多。孔子少时只知母不知父，随母居在平户里所，生活贫困，十七岁时母亲便丧。孔子为谋生计，从事过多种贱业及“鄙事”，包括做过丧礼的吹乐手。
当孔子成名后，有位大宰曾对孔子的弟子感叹道，孔子什么都会，真是圣人生而知之啊。孔子知道后，便对弟子说：“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君子多乎哉，不多也。”前一句是说他少时贫贱，所以会做很多事，并不是生而知之；而后一句则是教导弟子多才多能，包括做鄙事的技能。
至孔子之后，儒家子弟践实务的就越来越少，而贱鄙事之风越来越盛。及至唐人宋人，士人都避讳孔子身世，认为有损圣人光辉，但谁也不能否认，孔子三十以前贫且贱，从鄙事为生。
何涣气得瞪眼吹须，辩解道：“孔子从鄙事，此为生计所迫，及后传学弘道，才是正途。”
章舜举呵呵一笑，“这些学子亦是生计所迫，若得以改善，自当向上进取。”
这时宋藻接过话道：“教化安民，这个义旨符合圣人之道啊。圣贤有云，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。修身、齐家之后，才能治国、弘道。若家计都无着落，又何谈齐家？天下万万子民，非人人可成贤才，若教之以德智，谋之以生技，则为民生之幸。而少一家贫户，则多一分安定，长远而言，益于国家。”
宋藻这么一说，大家都不说话了。其中，有认同的，也有不认同的。但不认同的官员见两位参政都默不作声，便也默然了。
章舜举适时引领众官人沿着廊庑往前，视察完小学斋又往楼上的大学斋。
上下学斋都有楹舍空着，显见学子还没有招满。
叶梦得便问：“已招了有多少学子？”
章舜举回道：“已录三百七十九名。明春在安居坊招录，届时将招至六百。”
安居坊的这所共济学堂比内城两所都要大，虽然建在坊内，却并不限于坊内招生，内城外城和京城周边的贫家子弟都在招收范围内——已经收录的这些学子部分来自内城，部分则来京城最近的仁和县两个镇市的贫户。
叶梦得心里盘算着等明年长定坊、永宁坊的共济学堂建成后，就将慈幼局八岁以上的恤孤都送进去，既让这些孤弃儿得到小学大学的完整教育，同时也省去朝廷在这方面的开支，而且，以后的谋生也解决了，一举三得。